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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導　言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認識論
唯情論對唯心論、唯物論的批判
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研究
五四啟蒙理性的檢討
反啟蒙思潮
跨文化語彙的方法論
本書架構
小結：我感故我在
 
第一章　「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
啟蒙哲學問題所在：主客二分
倭依鏗與張君勱，《中國與歐洲的人生問題》
倭伊鏗的《大思想家的人生觀》
「人生觀」的日譯
西田幾多郎：何謂生命？
梁啟超的人生觀論述
張君勱的人生觀論述
小結
 
第二章　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
──科學理性與「心」
張東蓀的翻譯理論
「詮知之學」與「釋生之學」
理智與生命
具體時間：「真時」
抽象時間
生之動力
《創化論》與創造社
《創化論》與人生觀派
徐復觀〈心的文化〉
 
第三章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東方化、西方化：羅素
何謂生活？
文化的三條路線
印度唯識論與西方認識論
中國的形上學：直覺vs. 理智
 
第四章　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啟蒙──跨文化觀點
日本「美育」思想的跨文化性
中國的美育運動：王國維、蔡元培
《美育》雜誌
美育與「美的人生」：李石岑、蔡元培
小結：沈從文、冰心
 
第五章　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
朱謙之的〈唯情哲學發端〉
真情之流：此意識中的現象世界，即內在本體
情存於一感一應之中
情的「已發」、「未發」（not yet）與無限可能
神即「美的本體」，「情」即本然之美
朱謙之與沈從文、吳稚暉、鷗外．鷗
袁家驊的《唯情哲學》
「情人」與「超人」
朱謙之的《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東西文化一元論
對心理學及辯證法的批判
司馬長風、黃建中
牟宗三、胡適與杜威
小結：唯情論與張競生的唯美主義
 
第六章　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
哲學史與文學
近代科學的二元論
生物科學的啟發
何謂「情」？
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與松果腺
情動力與唯情
「生命悲劇之二重奏」
人生哲學與五四及其後──吳稚暉、李石岑及無名氏等
 
結　論　唯情論與與啟蒙理性──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巴金：追求真情的五四人
 

序（節錄）

　　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干擾？神經科醫師達馬西歐（António Damásio）1994年出版專著《笛卡兒的失誤：情感、理性與大腦》（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書中描述的神經病理學案例，發人深省。病人艾略特（Patient Elliot）本是個成功的生意人，因腦瘤而性格大變，開刀去除腦瘤後，額葉（frontal lobe）掌控情感的區域受損，結果他徒有完美的理性分析能力，卻無法做適切的判斷、也無法規畫時間，頻頻失業，人生一敗塗地。更令人震驚的是，艾略特在述說自己的人生悲劇時，毫無情感波動，難過的反而是醫師。常識認為情感只會干預理性，達馬西歐的研究證明不然，他的結論是：理性需要情感才能做出正確判斷，而情感奠基於身體的記憶及感受。全書主旨在批判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心物、情理二元論。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本書所探討的五四啟蒙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啟蒙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至1960年代，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啟情動力（affect）與理性（reason）的探討，人類非理性的層面獲得系統性的關注，如今情動概念已是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界的核心議題。本書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我們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產，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運動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本書顯示，唯情論與啟蒙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要強調的是，本書所謂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feeling或emotion），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家觀、宇宙觀的關鍵。

導言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認識論

　　五四是「啟蒙理性」運動嗎？自1936年共產黨為了「新啟蒙理性」運動而重新詮釋五四運動以來（詳見下文），此為學界主流看法，但近年逐漸有學者提出異議。根據此基礎，本書質疑五四是啟蒙理性運動的常識，深入探討1923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來龍去脈，發現梁啟超與蔡元培主導的人生觀運動提出「唯情論」，主張情感啟蒙（Enlightenment sentimentality），挑戰啟蒙理性主義（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及科學主義（scientism）的主導，無論在思想界、文學界與藝術界均引起深刻迴響。人生觀派著書立說、邀請東西方相關哲學家來訪，系統性地連結歐亞的反啟蒙運動，影響深遠，然而學界卻少見這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澄清，本書所謂的「反啟蒙」（Counter-Enlightenment）並非反對啟蒙，而是啟蒙的悖反；情感啟蒙論述與啟蒙理性主義並轡齊驅，兩者都是歐洲啟蒙時代以來的產物，是一體的兩面。本書主張，五四的唯情論大力批判啟蒙的科學理性主義，認為情感的啟蒙才是解决人生問題的根本。當年人生觀論述與蔡元培的美育運動合流，又與無政府主義者如李石岑、吳稚暉相互支援，與創造社作家如郭沫若相濡以沫。人生觀派串連了古今中外相關學說，從跨文化觀點深入唯情與理性的認識論辯證，主要論點是：人對自我、他人及宇宙的認識，究竟是透過情，還是透過理性？換句話說，要追求真理，究竟必須透過情，還是理性？人與他人及宇宙萬物的聯繫何在？人生觀派的知識分子呼應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與倭伊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哲學（Lebensphilosophie; philosophy of life；日文為「生命哲學」），認為哲學探討應脫離認識論純理性的知識探討；應從生命出發，探討人之所以為生的問題──也就是情。

　　唯情論對唯心論、唯物論的批判

　　科學與人生觀論爭雖在1923年才爆發，事實上從1910年代初，在梁啟超及蔡元培領導下，人生觀論述就已經醞釀了（詳見本書第一章至第四章）。「唯心論」與「唯物論」二元對立乃眾所周知，五四時期的「唯情論」批判兩者，主張心物合一，卻少有人注意。對人生觀派而言，無論唯心、唯物，都偏重理智（reason），淪為理性主義，蒙蔽了真理；唯情論以直覺（intuition）出發，才能求得真理。人生觀派的理論基礎是1918年張東蓀翻譯的柏格森《創化論》（1907），直覺就是柏格森的主張。柏格森此書一方面批判知識論脫離生命而走向唯心論，一方面反對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生物學走向唯物論；五四的唯情論顯然承接了柏格森「創化論」對唯心與唯物的批判，但進一步以「唯情」來解決心物的二分。就西方現代哲學的發展而言，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性擇說」（sexual selection）的出現，使愛慾的本能成為探討心物合一的關鍵，於是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現代哲學家如柏格森、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等均主張精神與物質的合一 ；人生觀派的唯情論主張心物合一，並非特立獨行。由於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杜威的經驗主義主張，哲學理論必須能夠以科學實證方法驗證；但他反對科學主義或理智主義，認為情感、想像、價值才是哲學的源頭，而非理智、科學或事實。他反對的是「由上而下」的傳統形而上學，主張哲學應該「由下而上」，從生活或人生發展出價值判斷的內在標準。亦即，杜威經驗主義哲學的目的是由生命（life）本身探討「內在超越」（參考第五章「牟宗三、胡適與杜威」一節）。由「外在超越」到「內在超越」的轉折，也就是體認到「形而上」存在於「形而下」之中，這是現代哲學的特質。不僅是朱謙之（1889-1972）與袁家驊（1903-1980）的唯情論，戰後新儒家的研究亦如此，如徐復觀（1903-1982）〈心的文化〉（1979）、杜維明〈超越而內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1989）、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的〈結局：內向超越〉（參考第二章「徐復觀〈心的文化〉」一節）。

　　唯情論亦批判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主客分離，主張「情」連結了人生與宇宙、心與物、我與非我、精神與身體，打破主觀與客觀的界線；認為理智只是情之一部分，不能取而代之；情透過直覺，能直探真理，要靠理智追求真理，無乃緣木求魚。此處要強調的是，論戰爆發前後所浮現的唯情論，並非僅止於一般意義上的情感（feeling）或情緒（emotion），而是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等所關注，具有感受力（to be affected）與回應力（to affect）的情感動能，即「情動力」（affect）；亦是中國傳統概念中源自《易經》的「情」──即充沛流動於天地萬物、形體與形體、形與神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感應的情；如同朱謙之所說，「宇宙進化都成立於這一感一應的關係上」，變化不已（詳見第五章、第六章）。斯賓諾莎、尼采、德勒茲學說的連接點是柏格森；五四的唯情論一方面是對柏格森的響應與批判，一方面以柏格森創化論的角度重新檢視傳統學術（包括儒釋道）。亦即，五四唯情論的主要來源是柏格森與傳統中國學術，與西方的情動力理論異曲同工。

　　唯情論的創發，證明了傳統學術與西方理論互相發明的可能；當前新儒家以跨文化實踐自許，其實五四的唯情論早已先行。本書由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來對照西方的情動力理論，顯示朱、袁等人充分掌握傳統中文，以傳統學術為資源，在闡發西方理論時方不致佶屈聱牙、捉襟見肘，更彰顯傳統學術因西方學術的介入而轉化；唯情論的創發就是跨文化實踐的最佳展示。唯情論在五四時期有性博士張競生的呼應，其提倡的「唯美主義」就是對唯情論的修正；唯情論以「情」為宇宙人生的最高價值，張則以「美」為「一切人生行為的根源」。雖因長期被主流論述掩蓋，唯情論幾已消失在知識界，但是二戰後移居港臺的文學及哲學研究者，仍有提起唯情論的，例如《中國新文學史》（1979）的作者司馬長風、《比較倫理學》（[1944] 1965）的作者黃建中，及繼承司馬長風抒情傳統的陳國球。由於陳國球的持續努力，新世紀以來，在大陸也逐漸有文學研究者使用唯情論的概念討論司馬長風，甚至湯顯祖（請參閱第六章）。